2013年，马振坤带着一干从美国回来的知识产权和管理团队，开始在苏州专门做起消化道疾病的新药研发。他所创办的丹诺医药，是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内一家典型的小公司。 在苏州生物纳米园，有许多像马振坤一样的创业者，其中有不少都手握着“海归”带回来的尖端知识产权或经验。生物医药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继电子制造、服务外包等行业之后，最新崛起的高科技支柱产业。今年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20周年。 20年前，正是由于与新加坡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引入新加坡的管理文化和方式，才使马振坤们得以感受到目前国内最具口碑的创业软环境。苏州的实践成果也为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城镇化提供着样本作用。但在10年后与新加坡的合作到期，能否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在很多方面依然考验着主政者。 变化 2014年3月，苏州市市长周乃翔在新加坡捧起了2014年“李光耀城市奖”的奖杯。与其他城市规划奖项不同，“李光耀城市奖”更着重于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永续性的活力。 苏州成为继西班牙毕尔巴鄂和美国纽约之后，第三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城市。 苏州和新加坡有着深厚的城市渊源。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在苏州共同设立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两国间最大的政府合作项目，致力于引入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将苏州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园区和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的国际技术产业城市。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设立的起源，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苏州一位已退休的市级领导说，当年新加坡主动向苏州伸出“橄榄枝”，因为以其弹丸之地，需要在亚洲的友好邻邦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基地，当然，苏州也是更大的受益者。 有一系列的数据和成就可以印证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从1994年的一片荒地发展至今，苏州工业园区以占苏州市3.4%的土地、5.2%的人口创造了15%左右的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利用外资第一位，有80家左右的500强企业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 但是，新加坡给苏州带来的，远不止于科技和经济层面。严格说来，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是一个产业新城。 李光耀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给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绩打70分，这是个相当高的分数。那里风景宜人，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印象。” 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说，苏州城市发展的经验解决了目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很多共性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宜居环境的建设、居民重新安置以及外来人口融入的问题等，这些都可以给其他中国城市提供解决之道。 基因植入 在谈到20年来向新加坡学习的经验时，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宣传科主任刘杰说，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经济发展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是苏州一直在向新加坡借鉴的三大方面。“先规划，后建设”，堪称是苏州工业园区进行城市规划的“宝典”。在园区开发之初，苏州就借鉴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规划建设经验，编制完成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先后制定300余项专业规划，形成了严密的规划体系。目前，园区开发现状与20年前的总体规划蓝图基本一致，这也为者营造了可预见的、低风险的环境。 但让者、尤其是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创业者更看重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经20年磨砺打造的软环境。 2006年启动建设的生物纳米科技园，如今已是吸引海外归国创业者最大的平台。马振坤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考察了中国几乎的生物医药园区，最终还是决定在苏州。马振坤说，这里“办事效率提高，也没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搞，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做研发。” 在短短几年内，生物纳米园已引进了300多家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生物制药产业链。事实上，这也是吸引许多像马振坤这样的小公司创办者最为看重的因素。马振坤说，“小公司和大公司不一样，没办法把自己做得很健全，什么都有，有一些支撑平台也没必要什么都去买，所以在苏州做这个项目，一个是效率提高，一个是节省。” 2008年，在生物医药领域赫赫有名的冷泉港实验室决定把亚洲会议在苏州生物纳米园。如今，冷泉港亚洲会议每年举办近二十场学术会议，生物纳米园本地的创业企业和苏州本地学者都受益匪浅。 苏州生物纳米园CEO刘毓文就常常被问起，在生物医药领域，怎么和邻近的上海张江竞争，刘毓文回答：“如果把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产业资源画一张图，形态是不是和旧金山湾区有点相像？”作为美国五大生物技术之一，旧金山湾区汇聚着5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和相关公司，这些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12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提供了另外1万个研究性职位。 或许正是有了新加坡基因的长期植入，苏州才能有向顶尖产业集群看齐的底气，以及招纳创新创业者的豪气。目前，苏州工业园区每年用于人才引进和配套服务的资金已达2亿元，设立的东沙湖股权和国家的千人计划服务，引进各类创投基金超过300多家，管理基金规模超过600亿。 遗憾 不过，在李光耀看来，苏州要达到新加坡的成就，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它不单是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及银行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我给它打70分，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还没完全掌握，仍需要时间学习。” 从1994年起，先后有2000多名苏州工业园区及苏州市的中高层官员、管理人员到新加坡接受培训，近几年起，苏州在宿迁等地的“飞地”园区管理人员也会加入赴新加坡培训的行列，亲身体验新加坡的实际运作方式，在完成培训后，新加坡的官员也会跟着回到苏州从旁指引。 不过，在一些新加坡人士看来，新加坡是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而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经常能随意变动，这也是当初两国合作时被忽略的。 让李光耀也觉得遗憾的是，到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也不是园区最高负责人，它的最高管理层人员并没过来。当他们的下属向他们介绍一些新事物时，如果最高管理层认为这将干扰他们，就会放缓实行或加以否决。“所以，这当中存有错配的现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应该也把他们的最高管理层带来这里，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如何把个别计划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布局。” 在经历前20年的学习和发展之后，苏州工业园区下一步将主要在社会管理方面向新加坡获取更多的经验。 刘杰在前年被安排到新加坡接受旅游与文化管理专题的培训，到了一些政府部门、企业去听他们讲授新加坡在旅游、文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当时园区也在这些领域碰到一些新的发展需求，感觉正好是新加坡原来走过的一些路，现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城市发展里面，新加坡的经验还远远没有学完。”
园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惜没有房产在园区
相城是第二个园区
2013年，马振坤带着一干从美国回来的知识产权和管理团队，开始在苏州专门做起消化道疾病的新药研发。他所创办的丹诺医药，是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内一家典型的小公司。
在苏州生物纳米园，有许多像马振坤一样的创业者，其中有不少都手握着“海归”带回来的尖端知识产权或经验。生物医药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继电子制造、服务外包等行业之后，最新崛起的高科技支柱产业。今年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20周年。
20年前，正是由于与新加坡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引入新加坡的管理文化和方式，才使马振坤们得以感受到目前国内最具口碑的创业软环境。苏州的实践成果也为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城镇化提供着样本作用。但在10年后与新加坡的合作到期，能否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在很多方面依然考验着主政者。
变化
2014年3月，苏州市市长周乃翔在新加坡捧起了2014年“李光耀城市奖”的奖杯。与其他城市规划奖项不同，“李光耀城市奖”更着重于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永续性的活力。
苏州成为继西班牙毕尔巴鄂和美国纽约之后，第三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城市。
苏州和新加坡有着深厚的城市渊源。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在苏州共同设立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两国间最大的政府合作项目，致力于引入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将苏州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园区和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的国际技术产业城市。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设立的起源，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苏州一位已退休的市级领导说，当年新加坡主动向苏州伸出“橄榄枝”，因为以其弹丸之地，需要在亚洲的友好邻邦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基地，当然，苏州也是更大的受益者。
有一系列的数据和成就可以印证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从1994年的一片荒地发展至今，苏州工业园区以占苏州市3.4%的土地、5.2%的人口创造了15%左右的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利用外资第一位，有80家左右的500强企业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
但是，新加坡给苏州带来的，远不止于科技和经济层面。严格说来，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是一个产业新城。
李光耀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给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绩打70分，这是个相当高的分数。那里风景宜人，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印象。”
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说，苏州城市发展的经验解决了目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很多共性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宜居环境的建设、居民重新安置以及外来人口融入的问题等，这些都可以给其他中国城市提供解决之道。
基因植入
在谈到20年来向新加坡学习的经验时，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宣传科主任刘杰说，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经济发展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是苏州一直在向新加坡借鉴的三大方面。“先规划，后建设”，堪称是苏州工业园区进行城市规划的“宝典”。在园区开发之初，苏州就借鉴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规划建设经验，编制完成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先后制定300余项专业规划，形成了严密的规划体系。目前，园区开发现状与20年前的总体规划蓝图基本一致，这也为者营造了可预见的、低风险的环境。
但让者、尤其是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创业者更看重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经20年磨砺打造的软环境。
2006年启动建设的生物纳米科技园，如今已是吸引海外归国创业者最大的平台。马振坤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考察了中国几乎的生物医药园区，最终还是决定在苏州。马振坤说，这里“办事效率提高，也没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搞，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做研发。”
在短短几年内，生物纳米园已引进了300多家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生物制药产业链。事实上，这也是吸引许多像马振坤这样的小公司创办者最为看重的因素。马振坤说，“小公司和大公司不一样，没办法把自己做得很健全，什么都有，有一些支撑平台也没必要什么都去买，所以在苏州做这个项目，一个是效率提高，一个是节省。”
2008年，在生物医药领域赫赫有名的冷泉港实验室决定把亚洲会议在苏州生物纳米园。如今，冷泉港亚洲会议每年举办近二十场学术会议，生物纳米园本地的创业企业和苏州本地学者都受益匪浅。
苏州生物纳米园CEO刘毓文就常常被问起，在生物医药领域，怎么和邻近的上海张江竞争，刘毓文回答：“如果把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产业资源画一张图，形态是不是和旧金山湾区有点相像？”作为美国五大生物技术之一，旧金山湾区汇聚着5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和相关公司，这些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12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提供了另外1万个研究性职位。
或许正是有了新加坡基因的长期植入，苏州才能有向顶尖产业集群看齐的底气，以及招纳创新创业者的豪气。目前，苏州工业园区每年用于人才引进和配套服务的资金已达2亿元，设立的东沙湖股权和国家的千人计划服务，引进各类创投基金超过300多家，管理基金规模超过600亿。
遗憾
不过，在李光耀看来，苏州要达到新加坡的成就，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它不单是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及银行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我给它打70分，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还没完全掌握，仍需要时间学习。”
从1994年起，先后有2000多名苏州工业园区及苏州市的中高层官员、管理人员到新加坡接受培训，近几年起，苏州在宿迁等地的“飞地”园区管理人员也会加入赴新加坡培训的行列，亲身体验新加坡的实际运作方式，在完成培训后，新加坡的官员也会跟着回到苏州从旁指引。
不过，在一些新加坡人士看来，新加坡是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而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经常能随意变动，这也是当初两国合作时被忽略的。
让李光耀也觉得遗憾的是，到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也不是园区最高负责人，它的最高管理层人员并没过来。当他们的下属向他们介绍一些新事物时，如果最高管理层认为这将干扰他们，就会放缓实行或加以否决。“所以，这当中存有错配的现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应该也把他们的最高管理层带来这里，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如何把个别计划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布局。”
在经历前20年的学习和发展之后，苏州工业园区下一步将主要在社会管理方面向新加坡获取更多的经验。
刘杰在前年被安排到新加坡接受旅游与文化管理专题的培训，到了一些政府部门、企业去听他们讲授新加坡在旅游、文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当时园区也在这些领域碰到一些新的发展需求，感觉正好是新加坡原来走过的一些路，现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城市发展里面，新加坡的经验还远远没有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