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州炒房团弃房跑路 夫妻、官员半夜跳楼自杀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糊。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